一九六八年冬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进行两年多了。为了响应中央提出的“到农村去，到边疆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”的伟大号召，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轰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。

当时，我县一、二中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，一次毕业四届学生，即：初二、初三、高二、高三。初二一部分下乡，一部分升学，学制改为九年。其他毕业学生，一部分走向社会，一部分下乡。我就是青冈一中初二毕业下乡的一名青年。当时有的同学是因为家长有“历史问题”、父母是“走资派”或者是家庭成分不好而被迫下乡的。

十一月二十七日，是我下乡的日子。那天的天气特别冷，刮着西北风。我身穿一件旧棉大衣，脚蹬一双新棉胶鞋，手戴手闷子（这两件还是用下乡青年专用券购买的），头戴狗皮帽子，嘴捂大口罩，扛着极其简单的行李，背着发给的毛选四卷和二百多名青年学生，在县委大院分乘四辆敞篷大货车，迎风傲雪，向一望无边的西北大草原驶去。十点多钟，车到目的地----青冈县种马场（这是一个距县城五十公里的半农半牧国营农牧场）。下车后，我发现有的同学脸上已经冻起了泡。经过几天的集中学习整训，大家就分别到各个连队了，即生产队。我初分到农二连，后又调到农一连。整天就是“战天斗地来锻炼，‘文革’运动不能断，晚间学习要集中，白天干活分成片”的火热场景。

那时，我们每天吃的主食是两饭一粥，（早午两顿小米饭，晚饭玉米粥），副食是两菜一豆（冬天吃的白菜、酸菜和土豆），偶尔吃上顿高粱米饭或苞米面制品算是改善伙食了，馒头只能一个多星期吃一顿，而且要限量。睡的是四、五十人一屋的南北通铺火炕，由一名专职人员负责烧炕及搞室内外卫生。薪水嘛，是工分制，十个工分约合一元二角钱，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收入了，但扣除吃饭（刚到农场时，国家给了一百二十元钱的伙食补助，逐月发放，每月十元）及日常开销，如果经常回家耽误工及往返车费，也就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了。

白天的工作由生产队长来安排，不会干的活由熟练的农工给讲解示范，有时还要手把手的教，直到学会为止。晚饭后的政治学习就由青年干部来主持。不外乎念念报纸呀，读读材料什么的，有时也要组织学习“老三篇”（毛泽东的三篇著作：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移山》），然后是讨论发言谈体会。刚下去时，还要紧跟形势开一些小型批判会，批斗场内揪出的所谓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”分子。其余时间，总场还组织了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每次到县里演出，都受到高度评价。

要说干农活，那最苦的就是打场；初冬的霜雪洒满场院，摸一把铺在地面上的谷茎，透心地凉，霜雪融化后，手掌全湿，冷风一吹，裂的全是口子，钻心地疼；最累的活当属春天刨茬子和扬粪，秋天割谷子，这是纯体力活，没劲干不动，全凭一身蛮力气；最冷的活就是冬季积肥；手拿锹镐腰扎麻绳，野外作业，滴水成冰；最热的活就是割麦子，那是猫腰一身汗，全凭凉水灌，不小心还会割你手指头；最脏的活就是用“康拜音”（一种苏式谷物联合收割机，但我场这台大型收割机坏了，只能脱粒，不能收割）。进行小麦脱粒，三班倒，昼夜不停，各个都像“小鬼”似的。但苦中有乐。

“文革”中，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崇拜程度是相当高的。记得转年（一九六九年）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。我们就敲锣打鼓连夜庆祝，围着场部和家属区转了好几圈，边游行边喊口号，折腾了半宿。这之后，全国各地又风起云涌地掀起了新的更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，一年接一年，一批接一批。（据资料统计：我县“文革”期间，共下乡青年四千七百一十三名，到一九七九年底，已全部抽调返城）。

下乡期间，场部为解决多余劳动力问题，同时也是为了创收，经常会抽调一部分人去外地搞副业。我就先后到过朗乡林业局森铁处架桥铺路，到过绥棱四海店林场原始森林清山伐树，进县城搞土木建筑，上大庆铺架大秦（大庆—秦皇岛）线地下输油管路，最后还被借用到造纸厂干了一年多的司炉工，直到一九七六年五月正式抽调分配工作。

在乡下，我们和农场职工同学习同劳动，感情融洽，情谊深厚，我们有困难找他们，他们遇到困难也找我们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生产队长的妻弟媳生孩子大流血住在中和医院，但医院血源不足，母子生命不保。怎么办？队长只好向我们小青年求救，我二话没说，迅速组织五个人，骑上自行车，飞速赶往医院。经血型化验，只有我和另外一名乡友可以输血，于是医生给我们每人抽了三百毫升，但不够，我又主动要求医生抽了二百毫升，感动得患者家属热泪盈眶。后来，他们拿了好多的鸡蛋来看望我们，被我们婉言谢绝。

总之，在那个特定时代，我下乡八年酸甜苦辣，尽在其中，有得有失，在所难免。但它锤炼了我的奋斗意志，培养了我的吃苦耐劳精神，加深了我与农民兄弟的感情。有人问我下乡后悔不？我告诉他：不后悔，因为那是一条特定的知青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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