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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年代未的一天。我生命的花蕾在严冬凛冽的寒风中绽放。入肤入骨的寒冷让我出生的一声啼哭，震得太阳停在了西边地平线上。夕阳深情的望着我，眼睛里放射出璀璨的光芒，那光芒染红了天，染红了地，也染红了我父母的脸。也许我的父母没有想到，我的出生注定今天我能用这粗糙文字，来回放我们这个家族历史残缺的境头。
八十年代中期，我曾找过一个算命的先生给我算命。他说；“我命硬！又方爹，又方妈，一个男人陪我过不到头”。当时我并不信，可事实也是如此。我和云姐在人生道路上饱尝了辛酸，但我们有本质上的区别。我不停的与命运抗争！我敢爱敢恨，我不会让男人来左右我，我也不会为别人的议论来改变我自已。我背叛过我的丈夫，因为我不爱他！但我嫁给他，我为的是报恩。当人生的帷幕被你慢慢拉开，不管你愿意或者不愿意都要去扮演命运给你安排的角色。你抗争，你的生命会鲜活些。如果你认命了，那你只能为命运叹息。而云姐她好象麻木了人生的每个情景。
不知哪一年，我们家的院子里,搬来了一户人家。他们姓“程”。程伯伯家里有三个小孩。大儿子叫“程森林”。二儿子叫“程柏林”。还有一个女孩,叫一个很奇怪的名子“小吊”。
程家的女主人在唐山老家就病故了，程伯伯带着三个孩子很是不容易。程伯伯家的生活条件非常好。他是一个八级工，好象挣钱很多。他的大儿子森林在搪瓷厂上班，长的个头很高，但瘦骨嶙峋，也象一个“猴子”。
母亲一项人缘很好。每天家里总是坐着一大帮人。东家长，西家短，不厌自烦的议论着别人家的事。这时云姐已经上班了。工作也很好。每天按时上班下班，稳稳当当不多说一句话。邻居们看见云姐总忍不住的夸上几句。
那一天邻居们提到了“程森林”不约而同对云姐说：“森林那孩子很好，人也老实，家里又没有婆婆，你要是嫁给他，进门你就说的算。”云姐一点表情也没有。这句话道是提醒了我的母亲，“这么好的条件，咱怎么没想到”。母亲去问程伯伯，程家真是求之不得。也就是“程森林”这样的老实人，日后让我的云姐蒙受了耻辱与苦难。
好象顺理成章，云姐嫁给了程森林。没有人理会云姐爱不爱程森林。那个年代“爱”并不是时髦的名词。一切似乎满足了善良人们愿望。云姐生活的很好。“程森林”单位给他们分了一间平房。云姐从我家的院子搬了出去。程伯伯的二儿子“柏林”去当了兵。“小吊”也嫁了人。程伯伯没有找老伴和云姐住在一起生活，云姐似乎天生伺候人的命，毫无怨言伺候公公。
云姐的女儿“平儿”出世了。我也渐渐的记事了。这时我的父亲也病故了,家境一天天在落破。母亲代着我们兄妹四人艰难生活。云姐时常的送给我们衣服,有时也给我母亲一点钱,但母亲一旦手上有了钱，就把云姐的钱如数的还给她。云姐来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但母亲仍然为云姐的婚姻而得意，夸赞着自己的杰作。
我的生父去世不久，母亲改嫁与我的继父，便有了小妹。云姐仍然和我家走动，看到我的继父和我们一样的叫爸爸。云姐非常喜欢小妹。总是把好吃的带给小妹。
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一夜间，继父成了“历史******”。庆幸的是，他的历史问题不算敌我矛盾，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。但被勒令下乡。
我清楚的记得，我们一家在一九七零年元旦社论的鼓舞下，去了农村。
离开沈阳的那一天，街上的宣传车号召城镇居民到农村去。高音喇叭里广播着“我们也有两只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”。成千上万的沈阳市民被下放到了农村。每个小队里都有几户“下放户”。我们家到了离沈阳不到一百里地的辽中县，一个叫黄卜村的地方。这是我继父的老家。继父单位给了继父的退职金和建房费，大约有一千多元。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。可我们下乡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就被继父的亲戚们借的所剩无几。
春天来了。春风用力的吹走冬天的痕迹。田埂上冒出小草的嫩牙。每天早晨我沿着田间蜿蜒的小路，一步一个垅台向学校走去。我是那么的欢快。我预料不到这个春天，把我整个人生的历程扭曲，更迭着我的生命。这个春天里的变故，让云姐和我们一起经历了大悲。
生产队分给我家一块房场。母亲找人在房场上搭起一个木棚子。我们从老乡家搬到了这个木棚里住。房子刚盖到了一半，母亲在也拿不出一分钱了。母亲让我挨家的去要钱。可没有一家能还得起。马上雨季就要到了，房子上不了盖，就会被雨浇塌。母亲和继父商量了一下，就带着小妹去了沈阳。她是去云姐那借钱盖房子。几天后，母亲带着云姐送给我们的衣服和盖房子的钱回到我们住的小木棚。云姐是那么的善良，有情有意。
七月，母亲在和继父激烈的争吵后，服毒自杀。噩耗传来云姐痛哭不止。我们从此和云姐一起失去了母亲。母亲走了。她没有闭上眼睛。浑混的双眼死死盯着前方。她放不下她所抛弃一切，母亲即然你放不下我们，为什么还要这样选择……
母亲结束了她四十三岁的生命。她一生的悲苦，随着隆起的坟墓而被掩埋。然尔她留给儿女们的伤痛却永远的无法逾合。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，我们家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千秋功罪自有历史去评说，然而云姐也没能逃过这一劫。
